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作為破解農村土地利用碎片化、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抓手，其推進中的突出問題本質上是“制度供給不足—資源統籌乏力—多元主體協同缺位”的綜合反映。結合實踐痛點，可將核心問題歸納為以下三方面，且彼此交織形成“堵點閉環”：

一、“錢從哪里來”：資金籌措的“來源單一性”與“激勵缺失性”并存

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“重投入、長周期”屬性，與當前資金保障體系的“碎片化、短視化”形成尖銳矛盾：

財政資金“散而不強”：涉農資金雖多（如農田水利、鄉村振興、生態修復等），但條線下達、用途固化，難以統籌用于整治項目的“整體打包”（比如無法將耕地提質與產業用地配套資金整合）；且地方財政緊張背景下，“配套資金”常因優先級低而難以落實。指標交易“收益不穩”：項目資金平衡高度依賴建設用地節余指標、新增耕地指標交易，但指標價格受市場波動（如房地產下行導致建設用地指標需求收縮）、地域限制（欠發達地區指標無人問津）影響大，遠不及預期收益；同時，農村集體資產（如閑置宅基地、廠房）流轉仍受產權界定模糊、交易市場不完善制約，無法轉化為有效資金補充。社會資本“不愿進、不敢投”：雖有政策鼓勵，但整治項目從“土地整理—產業導入—收益回報”需5-10年甚至更長周期，且農村土地抵押融資受限、稅收優惠（如耕地占補平衡指標交易增值稅減免）等激勵政策不明確，社會資本面臨“前期投入大、中期風險高、后期回報慢”的困境，僅在經濟發達地區（如浙江、江蘇）有零星民企參與，難以復制推廣。

二、“政策如何協同”：制度銜接的“部門分割性”與“執行沖突性”疊加

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“全要素統籌”要求，與當前條塊分割的政策體系、審批機制形成沖突：

政策目標“打架”：比如自然資源部門要求“建設用地總量不增加”，但整治項目作為規劃實施抓手，往往需要通過局部增量（如預留產業發展用地）激活全域資源；再如農業農村部門強調“耕地保護”，但整治中產業導入可能需要調整耕地用途（如建設配套倉儲），政策邊界模糊導致地方無所適從。審批流程“卡脖子”：項目涉及宅基地確權、集體建設用地入市、生態紅線調整、產業用地規劃許可等多個環節，需自然資源、農業農村、生態環境、發改等多部門審批，但各部門“各自為政”——比如農業農村部門慢審宅基地騰退，導致自然資源部門無法推進土地整合，最終拖慢項目進度（某中部省份項目因審批延誤，3年工期延長至5年）。規劃“兩張皮”：現行國土空間規劃仍存在“重城市、輕農村”傾向，農村地區的產業布局、公共服務配套等內容細化不足；而整治項目需對農村空間進行“重構式”優化（如合并村莊、調整耕地布局），但因規劃未提前預留彈性，只能通過“邊干邊調”突破規劃限制，埋下合規性風險。

三、“平臺怎么搭建”：統籌機制的“領導依賴性”與“項目拼盤化”風險

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“系統性”要求，與當前“缺乏常態化統籌平臺”形成矛盾：

領導“掛帥”而非“統籌”：實踐中多依賴“黨政主要領導牽頭”的臨時領導小組，但部分地方領導更關注“項目落地速度”而非“全域規劃質量”，導致“為了趕進度而拼盤”——將多個獨立項目（如高標準農田、美麗鄉村、產業園區）簡單打包，失去“全域優化資源配置”的核心目標。部門“各自為戰”而非“協同”：整治涉及的土地整理、產業招商、生態修復等子項目，分屬不同部門管理，立項標準、考核機制不一致（比如農業農村部門的項目重“耕地數量”，自然資源部門重“空間布局”），導致子項目間“不兼容”（如產業用地配套的耕地提質未同步推進）。長效機制“缺失”而非“建立”：多數地方未設立專門的整治管理機構（如“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服務中心”），項目完成后缺乏后續監管（如產業引入后的土地利用績效評估），容易出現“整治一陣風、后期亂糟糟”的現象（某南方縣整治后，產業園區因招商失敗閑置，土地又回到碎片化狀態）。

問題的底層邏輯：“自上而下的任務驅動”與“自下而上的需求適配”錯位

本質上，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是**“以空間重構推動發展轉型”**的改革，但當前推進中過度強調“完成上級指標”（如整治面積、指標交易額度），而忽視了地方的實際需求（如產業發展的真實用地訴求、農民對土地權益的保障需求）。比如部分地區為湊“建設用地節余指標”，強行拆并村莊，引發農民不滿；或為引進產業，忽視生態保護，違背整治初衷。

綜上，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突破方向，需從“制度供給、機制創新、主體協同”三方面入手：一是建立專項財政資金與引導基金，完善社會資本激勵政策；二是打通部門政策壁壘，優化審批流程與規劃銜接；三是搭建常態化統籌平臺，強化“需求導向”的項目策劃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實現“全域整治、系統提升”的目標。